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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烈文

2012/05/23 (Wed) 18:18

做论文的时候在网上搜到此篇文章，相当喜欢先生文中所谈，特此留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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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談翻譯
黎烈文

　　翻譯對於語文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。拿現在流行的文字和五四初期的白話文比較一下，縱使不是研究文藝的人，也能看出無論在形式、語法、辭彙，任何方面都有了長足的進步。五四初期的白話文受紅樓夢、儒林外史、三國誌、水滸傳一類舊小說的影響較多，而現在流行的文學則受西洋文藝作品的影響較多。所以，這進步大部份得歸功於二十餘年來許多譯人的努力。
　　語言文字是人類生活的一部份。人類生活一天天現代化，國際化，語言文字當然也要隨著一天天現代化，國際化。翻譯作品的流行，是中國語言文字現代化，國際化的主要因素。雖然有些人穿西裝、吃大菜、住洋房，坐汽車，在生活方面力求歐化，而獨對於歐化的語體文痛心疾首，表示極端憎惡，但時勢所趨，中國的語言文字還是會一天天歐化下去，也即是說一天天現代化和國際化的。
　　翻譯的功用，一方面是原作情感思想的介紹，另一方面是語文風格的介紹，從後一意義說，我是贊成直譯和歐化的，換句話說，就是在看得懂、念得通的前提下，我們要盡量保持原文繁複曲折的語句組織，而不必把它支離割裂，完全譯成紅樓夢、儒林外史那樣的譯文，正如五四時代的人不需要看林琴南、嚴又陵那樣的譯文一樣。
　　翻譯文藝作品而採用純中國語式的意譯的方法，即使完全沒有走失原文的意思，它的功用也就止於傳達原文的所有意思而已，對於促使中國語言進步這一點，不會有一絲一毫的影響。但採用直譯的方法而譯得使人看不懂，念不通，那譯者的氣力也就完全浪費。所以最好的翻譯，應該是能夠完全把握原文的意思，而又儘量保存著原文的風格的直譯。
　　翻譯而能完全把握住原文的意思，儘量保存著原文的風格，就非對於中西兩種文字都有高度的修養不可。西文夠而中文不夠的人，譯的東西常是佶倔聱牙，不知所云；中文夠而西文不夠的人，譯的東西雖是流暢可誦，但却錯誤百出。但也有少數作家，從事創作時，文藝異常清順，一到動手翻譯卻彷佛天書，無法卒讀，這原因是西文實在太差，而又無自知之明的緣故。
　　每一個大作家都有其特殊的風格，我們譯巴爾札克的作品時，當然最好能表達巴爾札克的風格，譯斯湯達爾的作品時，也當然最好能表達斯湯達爾的風格。但我們對於翻譯方面「信」、「達」、「雅」的三個條件，最先而又最起碼的要求是「信」；那些連最簡單的文法分析都弄不清楚，一動手便不免於錯誤的譯者，最好還是多做些基本練習，少唱些高調。
　　一個良好的譯人，一定同時是一個謙虛的學者他會時常想到：譯得不錯，是應份的事，無可誇耀；譯得錯了，縱可不受多數讀者的責難，但終不能逃過少數識者的非笑。
　　遺漏、疏忽、是任誰都不能免的，翻譯要絕對沒有錯誤，實是很難的事。但一字的脫落，一語的誤解，可以原諒；對於原文整段整句文法上的誤解，却不可原諒。因為前者是由於疏忽，而後者卻出於無知。
　　翻譯是需要十分細心和謹慎的工作，自誇下筆如流，每天可以趕譯萬字左右的速譯者，除掉製造一些油腔滑調的通俗書本以外，決不會有忠實良好的翻譯。
　　太聰明和太愚鈍的人，似乎都不宜從事翻譯。太聰明的人慣會望文生義，看了上半句便創作了下半句；太愚鈍的人對原文根本不易理解，有時自以為理解了，其實並不是那麼一回事。
　　誇大與無知，向來是緊緊連在一塊的，翻譯界也不會例外。凡是寫長序、誇版本、炫考證，說來頭頭是道，像煞有介事的譯者，往往是外國文程度最差，錯誤最多的譯者。你試拿他的譯本和原文對看一下，常是在第一面第一段就會發現驚人的錯誤。
　　翻譯不是譯電報，外國文沒有根底，單是捧著字典像查電報書一樣是不行的；但翻譯也究竟少不了字典，有些錯誤的翻譯，原因就是譯者懶得查字典。胡適之先生有一句話說的很對，他曾勸人少買幾畝田，多買幾部好字典。
　　翻譯不單是語句內容要求「信」，就是熱人名地名的音譯也要求「信」。「達」與「雅」祇能從「信」以內去求。有些人名地名，前人已有相當妥貼而又通行的譯法，譯者就不必自作聰明，標新立異。最近翻譯界有些固有名詞的譯法「雅」則雅矣，卻全然不「信」，和原文的前音差得很遠，這已是不妥；而另外有些譯法既不「信」，亦不「雅」，簡直可說是十分乖謬、俗惡，却借著出版家的力量，硬要讀者接受，這除表示譯者的狂妄以外，還有什麼呢？
　　翻譯原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，譯得錯了，要承受一切的責難；譯得不錯，畢竟還是別人的東西。因此，有些聰明的「學者」祇是寫些談論翻譯的文章，自己從不動手翻譯，這一方面顯得他學貫中西，另一方面又不致授人把柄。但也有些比較不那樣聰明的「專家」，他們若祇寫些評介之類的文字，也許可以保持那一點虛名，但他們偏要胡譯亂譯，暴露出自己並不是什麼「專家」，不，他們簡直還沒有具備看懂原著的語文修養！
　　今日中國的翻譯界，既不需要說風涼話的「學者」，也不需要自吹自捧的「專家」，需要的是許許多多誠實、謙虛、而又肯埋頭苦幹的譯人。過去若干年來翻譯界的功績，應當歸給他們；而將來翻譯界的新的貢獻，也還有待於他們的努力。他們是新思潮的介紹者，新語文的創造者，新作家的培育者。他們個人的勞績雖不易被人重視，但集體的影響卻是異常巨大的。他們的工作雖是艱苦，但不會沒有前途；他們物資上的報酬雖是菲薄，但不會缺乏精神上的安慰。我現在從高爾基的「我的文學修養」一文中摘錄幾句話，獻給翻譯界的朋友們：
　　「我從外國文學，尤其是法國文學裏，學得了很多的物事。……對於身為作家的我，實在給予深刻影響的──是斯湯達爾、巴爾札克，佛羅貝爾這些法國的巨匠。……這些作家的東西，我是從俄文譯本看來的。……」
　　中國將來如能產生高爾基那樣偉大的作家，我們一定也會看到像高爾基那樣坦率、真誠，使譯人們感著欣慰的告白！